从“技术悬浮”到“生态赋能”——县域数智生态圈驱动返乡创业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

刘岱宁（河南大学中原发展研究院）

本文系2026年度河南省高校智库研究项目“县域数智生态圈赋能返乡创业的机制创新研究”阶段性成果

数字乡村建设推进至今，县域的“数字底座”已基本成型：网络通了、平台建了、直播间开到了村口。但一个尴尬的现实是，返乡创业者普遍反映“不会用、用不起、用不好”——设施在增多，效能却没有同步提升；技术在下沉，创业者的获得感却没有同步增强。这种“技术悬浮”现象提示我们：数字赋能县域创业的关键，已经从“有没有技术”转向“技术能不能与本地的人、产业和场景相匹配”。破解这一难题，需要从“技术下乡”的供给思维，转向“生态赋能”的系统思维，构建政府、平台企业、金融机构、创业者、高校与科研机构等多主体协同共生的县域数智生态圈。

一、问题的提出：县域数字赋能中的“技术悬浮”

所谓“技术悬浮”，是指数字技术与县域创业实践之间出现的“连接但不融合、覆盖但不生效”状态。它集中表现为三组反差。

第一组反差是“设施上去、能力没跟上”。近年来农村互联网普及率持续提升，县域数字基础设施明显改善，但返乡创业者中能够熟练运用数字工具开展经营的比例并不高。相关调查显示，这一比例仅在三成左右。设施是可采购的，能力却需要培养；前者可以短期内突击完成，后者只能长期积累。当投入的重心放在设施上时，能力短板便被掩盖，设施的效能也就无从释放。

第二组反差是“投入加大、闲置增多”。县域数字经济领域的财政投入规模可观，但相当一部分数字项目建成后使用率偏低，有的甚至建成即闲置。原因并不复杂：部分项目在立项时缺少对本地产业需求的充分论证，技术先进不等于场景适用，设备到位不等于问题解决。脱离产业需求的数字化，本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源错配。

第三组反差是“平台很多、用得很少”。县域各类数字创业服务平台数量增长很快，但创业者高频使用的往往只是其中少数功能。平台功能设计与创业者的真实工作流之间存在错位：平台按技术逻辑组织功能，创业者按生意逻辑使用工具，两套逻辑不相通，平台便成了“看上去很美”的摆设。

三组反差指向同一个问题：技术供给与创业需求之间的适配性断裂。它不是投入不足的问题，也不是技术落后的问题，而是技术供给的组织方式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的问题。认识这一点，是讨论县域数智赋能的逻辑起点。

二、理论逻辑：从“技术下乡”到“生态赋能”的三重转换

把“技术悬浮”放置在理论视野中考察，可以发现县域数字赋能需要完成三重转换：认知转换、主体转换与动力转换。这三重转换构成了从“技术下乡”走向“生态赋能”的完整逻辑。

（一）认知转换：从“技术决定论”到“技术适配论”

经典的技术接受模型强调个体认知变量对技术使用意愿的影响，这一视角解释了“个体为什么接受技术”，却难以解释“为什么同样的技术在不同县域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”。县域创业实践给出的答案是：决定赋能效果的不是技术本身的先进程度，而是技术与创业者能力、与本地产业场景的匹配程度。

由此可以提出一个“技术—能力—场景”三维适配的分析框架。其中，“技术”维度指技术的复杂度、易用性与成本门槛；“能力”维度指创业者的数字素养、学习能力与组织能力；“场景”维度指本地产业形态、经营流程与市场半径。三者匹配度越高，技术转化为经营绩效的可能性越大；任一维度显著滞后，都会形成“短板效应”，使投入难以产生预期回报。

这一框架的政策含义是明确的：同样一笔数字投入，投向基础设施、投向运营服务、投向能力培训，在不同县域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。脱离能力基础和场景特性的技术供给，越先进越容易“悬浮”。因此，县域数字赋能的评价标准，应从“覆盖率”“投入额”等供给型指标，转向“活跃使用率”“场景适配率”“创业带动就业数”等效能型指标。

（二）主体转换：从“单一推动”到“多元协同”

县域数字赋能长期由政府主导推动，这在基础设施阶段是必要且有效的。但当数字技术进入应用深化阶段，单一主体的推动就显出力有不逮：政府擅长建设，却不擅长运营；平台企业掌握技术与流量，却难以触达分散的小微创业者；金融机构掌握资金，却缺乏评估创业者信用的有效手段；创业者最了解需求，却缺乏议价能力和技术能力。单一主体都无法独立完成赋能，这正是需要引入“生态”视角的原因。

县域数智生态圈，是指在一定县域范围内，由政府、平台企业、金融机构、创业者、高校与科研机构、村集体与社会组织等主体，通过要素流动、数据共享和价值交换形成的相互依存、协同演化的系统。它的核心特征不是主体数量多，而是主体之间的连接密度与协同质量。一个连接稀疏的“多主体”集合，只是主体堆砌；只有形成高频、稳定、互利的连接，才构成真正的生态。

从这一视角出发，评价一个县域的数字赋能水平，关键要看生态网络的结构：政府与平台之间是否形成了稳定的服务承接关系，金融机构是否真正嵌入了创业者的经营数据链条，高校与科研机构是否持续提供了人才与知识供给，创业者的需求是否能够反向传导至供给端。理论预期是，当各主体之间的协同度越过一定临界水平后，创业绩效可能出现非线性的跃升，而非随投入线性增长。这一判断尚需在后续实证研究中检验，但它至少提示我们：补齐最短的那块板，比继续加长最长的那块板更划算。课题组的前期观察显示，在不少县域的数智生态网络中，金融机构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，技术、资本与创业者之间的连接并不通畅，这是当前最需要补上的断点之一。

（三）动力转换：从“政府推动”到“市场驱动”

县域数智生态不是静态结构，而是动态演化的过程。依据数字基础设施覆盖水平、平台活跃度、创业者数字素养与市场承接能力等指标，可将其演进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：起步期以政府投入为主，解决“从无到有”；发展期政府与市场共同发力，解决“从有到用”；成熟期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，解决“从用到优”。

阶段划分的政策价值在于：政府角色必须随生态成熟度动态调整。在起步期，政府需要直接投入、直接组织；到了成熟期，如果仍然沿用强补贴、强推动的方式，容易形成财政依赖，抑制市场机制发育；反之，若在生态尚未成熟时过早退出，则可能导致刚刚建立的连接断裂、生态塌陷。因此，识别生态演进的临界区间并据此切换政策工具，是县域数字治理中最需要精细把握的一环。相应的政策安排也应预留过渡期，避免政策急转弯带来的震荡。

三、实践路径：构建县域数智生态圈的四个着力点

理论认识需要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。基于上述三重转换，构建县域数智生态圈应抓住四个着力点。

（一）以“适配”为核心，重构技术供给方式

一是从“给设备”转向“给场景解决方案”。技术供给应围绕本地主导产业的具体经营流程组织，例如农产品上行中的分级、包装、冷链、溯源、直播、售后等环节，逐环节提供可落地、可负担的工具组合，而不是提供一套功能齐全却用不上的通用系统。

二是建立县域数智生态成熟度诊断制度。可从数字基础设施、平台运营效能、主体数字素养、要素协同程度四个维度设置指标，对县域数智生态进行年度“体检”，形成“一县一诊断书”，明确短板所在与优先序，避免投入的盲目性和同质化。诊断结果应向社会公开，接受监督，并作为省级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。

三是改革评价导向。将考核重心从覆盖率转向活跃度与适配度，引导基层从“建了多少”转向“用得怎样”。

（二）以“协同”为纽带，打通要素连接断点

要素协同的关键在金融。当前县域创业融资难，难在缺乏有效的信用评估依据：创业者缺少抵押物，金融机构缺少经营数据。而平台企业恰恰掌握着交易流水、物流轨迹、客户评价等高频经营数据。因此，应在依法合规、保障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权益的前提下，推动平台经营数据向金融机构有序开放，以“数据增信”替代“抵押增信”，并配套设立风险补偿资金池，形成“政府补一点、平台让一点、金融担一点”的风险分担机制。

同时，应推动形成契约化的三方协同：政府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向平台采购创业者培训与运营指导，平台以费率优惠换取流量与数据支持，金融机构以数据增信开发适配的信贷产品。三方权责以协议形式固定下来，比分散补贴更有效、更可持续。

（三）以“人”为落点，跨越技术应用“最后一公里”

技术落到田间地头，靠的不是平台，而是人。县域需要一支本土化、长期在地的数字技术推广队伍。可依托县级职教中心、开放大学办学体系和高校资源，从返乡大学生、返乡农民工、村“两委”后备力量中遴选培养“数字技术推广员”，每县保持二三十人的规模，承担技术指导、需求收集、问题反馈三项职能，并将其纳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与公益性岗位支持范围。这支队伍是数智生态的“毛细血管”，也是最具性价比的投入。

与此同时，培训本身也需改革。当前创业培训多以课时完成率考核，容易出现“学员满座、学完不用”。建议将部分培训补贴延期至培训后若干个月，按学员数字工具的持续使用情况兑付，以机制倒逼培训机构对效果负责；课程内容则按“电商直播”“供应链数字化”“客户管理”等场景包组织，而非按知识点堆砌。

（四）以“分类”为方法，避免政策一刀切

县域差异是客观事实。同样是农业县，城郊县、平原农区县、山区县在产业形态、市场半径、人口回流规模上差异显著，适用的赋能路径自然不同。政策设计应建立二维矩阵：一维是创业阶段（初创期、成长期、成熟期），另一维是县域生态发展阶段（起步、发展、成熟），据此组合出差异化的政策工具，实现从“统一扶持”到“精准滴灌”的转变。

就投入方向而言，基础设施相对完善、产业基础较好的县域，应把资金更多投向服务端——冷链溯源、电商代运营、供应链金融等；而基础设施仍有短板的县域，则需在补齐必要基建的同时，同步布局运营服务能力，防止重蹈“建完即闲置”的覆辙。

四、我省的着力点：把人口回流优势转化为数字红利

讨论县域数智生态，对我省具有特殊意义。河南是劳务输出大省，也是返乡创业大省，县域是返乡创业的主战场。大量在外务工人员积累了技能、见识与资本后回流，构成了县域创业最活跃的力量。同时，河南拥有体量可观的数据要素市场和算力基础设施，具备向县域外溢数字能力的条件；省内高校长期开展县域入户调查，积累了连续多年、覆盖全省、样本量达两万余户的追踪数据，为精准识别问题、评估政策效果提供了难得的实证基础。

但也应清醒看到短板：县域数字人才外流明显，培养的人留不住；平台运营能力薄弱，县域长期依赖外部服务商；金融触达不足，创业者融资仍主要依靠抵押和亲友借贷；部分数字项目与本地产业脱节，投入产出比不高。这些短板不是靠增加投入就能自动解决的，必须通过生态构建来系统应对。

基于上述分析，对河南而言，当前应重点推进四件事：一是把带动返乡创业作为县域数字经济发展的首要考核指标，在“十五五”相关规划中单列部署，使数字投入最终落到“人”的创业活动上；二是开展全省县域数智生态成熟度诊断，实行“一县一策”分类指导，替代普惠式补贴；三是建设省级返乡创业动态监测平台，依托高校长周期调查数据，按季度发布县域返乡创业景气指数，为决策提供高频支撑；四是推动教育供给侧改革，通过定向培养、双导师陪跑、驻县工作站等方式，把高校人才与知识资源导入县域，补上生态中最关键的人才断点。

从更长时段看，河南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：过去靠的是劳动力数量，未来要靠劳动力回流之后与数字工具结合的能力。谁先把回流的人力资源与数字技术有效结合，谁就能在新一轮县域竞争中占据主动。构建县域数智生态圈，本质上就是为这种结合创造土壤——让技术在本地场景中被真正使用，让创业者在协同网络中获得支撑，让数字红利真正下沉到田间地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