@公职人员：这4句话，你若信了那就毁了……

　　作为公职人员，你是否会遇到亲友托关系办事情的情况？一位基层干部曾向思响哥诉苦，中国人讲究人情关系，为亲友办事在所难免。“如果你秉持公事公办、私事不办，那人家会觉得你扭捏作态、假装正经，往小了说你‘六亲不认’，往大了说你‘书念得傻了’，更甚者会把你抛弃在亲友圈外……”

　　细究近年被查处的领导干部的人生轨迹，其腐化堕落之始往往都是因为权力观扭曲，因亲因情模糊了公与私的边界，逐步走向政治生命的终点。究竟是哪些心理认知导致了他们敢“冒天下之大不韪”，一再“触红线”“闯雷区”？笔者盘点了4个危险的官场“邪念”，领导干部要小心！

　　1、“权力可以用来帮忙”

　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用手中的权力帮助亲戚朋友做点事，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心理认知，在一些人看来，这是正常的“礼尚往来”。我们经常看到，一些人手中的权力既可以为国家社会百姓做公事，也可以为身边的人做私事，而后者会更多地出现在日常生活中，为公众所感知。用权力帮私，往往被轻描淡写为“帮帮忙”，似乎很有人情味儿，但从中衍生出的却是范围广、形式多、影响大的腐败行为。

　　这种错误认识与我们的“人情社会”息息相关。回报家乡，孝敬父母，帮扶兄弟，拉扯朋友，都可能要借助手中的权力。面对七姑八姨、同窗故旧曾经对自己的帮助，权力往往扮演了感恩的工具。人情社会中的“熟人好办事”观念，也冲击着法治意识的建构。是否有法治意识的一个标准，是能否摆正权力和法律的关系。一些人认为“官大一级压死人”，习惯办事“找熟人”“找关系”，而不是依规循法做事。因此，法治意识缺失留下的空场仍然被人情世故所填补，寻求权力和“能人”的帮助仍然存在于人们的选项之中。

　　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仍然在助推这种心理。一些人从心理上把“官”和“权”看得很重，“权大”“官威”始终是这些人思想深处的落后部分。如，一些青年学子对所谓“国考”的公务员考试趋之若鹜，这其中固然有就业压力等因素，但也不能排除在所谓“体制内”工作“回报高”的考虑；在一些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乡镇，一些经济发展突出的家庭，依然希望能有在“政界”发展的后辈，因为这是既有面子又有身份的事，是家族的“荣耀”。

　　“人情意识”和“帮忙意识”是树立正确权力观和推进反腐向纵深发展的文化障碍，其危害是长远而深刻的。在社会心理层面，会强化人们“信人不信法”的错误观念，是对法治的无形破坏。此外，部分人致力于围绕权力组成利益集团，形成扭曲的“同心圆”，一旦团团伙伙的圈子文化大行其道，就会致使政令不通，政策红利无法惠及该惠及的人。因此，反腐不仅要针对“权力群体”，更要在情与法之间建立制度的界限。

　　2、“权力可以用来做生意”

　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有人直接把手中的权力化作了生意场上的“原始股本”，自己则成了生意“合伙人”。“你出钱出力，我出权”，共同谋取不正当利益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我们会听到人们议论，某酒店是某某局长开的，某会所是某某书记的亲戚办的，这即是以权力“入股”做合伙“生意”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。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，“小打小闹”的“权资”合作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也发生了“转型升级”，权力和资本的结合越来越复杂，线索也越来越不明晰。

　　应该说，这种情况的形成与权力某种程度的“市场化”有着必然联系。毫无疑问，腐败行为背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衷，对社会心理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，既损害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，又阻碍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，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也将受到损害。当我们要走得更稳、走得更好的时候，当我们要实现更宏伟的目标时，我们更要及时清除利益羁绊，打破利益藩篱。我们党和政府以“壮士断腕”的勇气全面从严治党、全面深化改革，正是要调整权力与市场的关系，消除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障碍。

　　3、“权力可以用来找平衡”

　　“不平衡”是发生腐败行为的比较常见的思想基础。工作上不平衡、物质上不平衡、心理上不平衡，就用手中的权力搞平衡、搞补偿。例如，一些人升迁无望后产生了不平衡感。尽管长期以来我们在教育干部要正确认识提拔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，教育广大干部要正确对待升迁问题，但是快速“进步”得到提拔，仍然是一些干部的“核心追求”。如果长期得不到提拔，一些干部就会滋生出消极懈怠的情绪。有的干部认为自己贡献很大，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，在艰苦岗位上辛勤工作，却得不到组织和上级的认可；有些干部对自己身处的政治生态不满意，把自己的升迁问题归结为所谓“没有后台”“用人不公”上。于是，“有权不用、过期作废”的想法就会冒出来，用手中的权力去找平衡，不作为、乱作为以至于腐败行为就会产生。

　　在这种捞好处找平衡的想法作用下的行为失衡，更多的表现为浪费国家资源。在中央提出八项规定之前，在多个方面，“四风”泛滥，权力很“任性”地乱作为。尽管种种行为由多种原因促成，但就个体来说，不能否认与心理失衡因素的作祟有关。反正自己也“上不去”了，对自己的要求降低，不作为或乱作为就由此发生。

　　“不平衡”心理主要是由对权力的认知有偏差、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不到位、对干部的“善养”与“严管”结合得不好等因素造成的。对权力认知的偏差，主要是把公权当作私权，把人民授予的权力当作“上级”授予的，因此在用权过程中，往往对上不对下，对上负责就是对自己的上级负责，就把权力变成了服务个人的工具，在“服务”上级的同时“服务”自己。

　　4、“权力可以用来换资源”

　　一些人把权力当作个人“资源”，然后以“资源”换“资源”。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，“资源”一词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义，成为权力的另一称谓。市场经济的“等价交换”规则与熟人社会“亲亲相顾”的文化基因结合，某种程度上把公权力异化成为可以用作交换的“资源”。“谁手上有资源、谁手上没资源”的观念，遍布在一些人的脑海内、思想中。当公权力在人们眼中变成了一种稀缺资源时，掌握这一“资源”的人，就成了被竞相追逐的对象。而“资源”与“资源”的互换，则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“权钱交易”的形式，出现了“权权联盟”“权权互惠”的情形。

　　这种情况是深层次的腐败，其比较隐蔽但负面影响更大。各种所谓“二代”的产生，某种程度上都源于此。“资源互换”正在“权力联姻”“权钱合谋”的形式下进一步固化，所谓“仇官”“仇富”“官民矛盾”与此也有关系。此外，这种思想在政治层面的危害更是不言而喻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把权力当作资源的心理较之其他错误心理的负面影响更为巨大。

　　因此，要采取行之有效的“组合拳”，着力消除部分领导干部扭曲的权力观，遏制他们用权上的不健康心理倾向，使正确的权力观入脑入心，实现用权有规、用权有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