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文字为帆

　　今年五四青年节前夕，我被共青团中央授予2019年“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”荣誉称号，既备受鼓舞，将笃定地走向更远方；又会珍惜命运加添给我的时光，不会忘记自己从何处走来。

　　“八〇后”的我，在十一岁时查出患了罕见脊髓肿瘤，经三次大手术，从此与轮椅相伴，告别了校园。后来自学英语、计算机、写作等十余载，才走上评论和文学创作道路，先后在全国报刊及网络发表作品数千篇、几百万字。

　　回忆病痛最神伤。肿瘤压迫中枢神经，四肢瘫痪，影响呼吸，命悬一线。我的手术十分波折，先是“初进手术室，无功而返”，然后“几度生死徘徊”，还遭遇“救命钱不够了咋办”，最后“放疗拉锯战，硬扛”。从冰雪未消到中秋满月，我在上海整整住了半年医院，真是死里逃生！

　　虽然捡回一条命，代价也极惨重——下肢瘫痪、左手不灵活，我不愿面对，又不得不面对。我有长达十年几乎没出过家门，宁愿整天自学看书，那至少使我觉得我有事情可做。我想努力做点什么，想证明自己。

　　2003年夏，眼看我以前的小学同学已经大学毕业，一个个走上工作岗位，我和父母也开始盘算能干点什么。父亲走访过小书店，与朋友商量过申请一个报亭，也想过让我去哪儿上班，但都因条件限制没成。

　　越是看不到出路，心里越是彷徨。如何找到适合我干的事，到底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事，我心里真的没有底。我记得，父亲曾半开玩笑地对我说“你要是能凭自己的本事挣一千块钱，我就佩服你。”我当时挺受刺激，暗下决心，无论多苦多难，我一定要找事做，要想办法养活自己。

　　2004年5月的一天，我偶然接到一个找父亲的电话。打电话的人是上海的一位老报人邵先生。他当时在东方网负责网络评论，他打电话是约父亲写稿子。当时，父亲出差不在家，我将邵先生的想法记下来，并致电在外地的父亲。父亲接了电话后有意无意地说了句“你也可以试着写写”。我说“我行吗？”父亲说“不就是写文章吗，写不好，还能写坏了吗？我是当编辑的，还可以替你把关嘛。”这些话深深地镌刻于我的脑海，这一时刻深深地影响了我随后的生活。

　　我的“处女作”——《F1需要“花瓶”吗？》在2004年5月24日第一次登上东方网东方评论的舞台，心中难以抑制的激动无法言表。这篇类似观后感的东西，文字固然青涩，却是我有感而发。我是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的老观众。起初我通过体育卫视观看转播，解说人员比较专业，对我看赛车起到不小的启蒙作用。后来更多电视台也开始转播F1赛事，但解说员的水平参差不齐。我把观后感写了出来，没把它当成“高深的评论”来写。现在想来，这就是观点，我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第一篇评论，或者说是体育评论。这种入门对我较自然，兴趣所致，有感而发。

　　“当头炮”打出去了，虽然得到编辑老师的肯定和一些网友的点赞，但作为信息汪洋中的一篇小文，它不可能产生“轰动”，它的作用更多是激荡了我的内心。它犹如一缕曙光，微微地照亮了我阴霾已久的生活。在小激动小兴奋之余，在琢磨下一篇该写什么的时候，我正在推开属于我的那一扇人生之门。坦白说，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酷爱写作的人，上学时写作文凑字数的事儿，我也干过。但是，写作就像一根救命稻草，在恰当的时间，以恰好的方式，被我恰巧撞上，我想我必须抓住它！

　　真正写起时事评论，当然不轻松。首先得有选题，找选题就要看新闻，而且得大量阅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捕捉各种新闻在脑海里擦出的火花，归纳自己对各种事情的想法。有了想法，才有落笔成文的基础。有的想法是不成熟的，有的想法是凌乱的，这考验着我的知识储备、逻辑分析以及学习能力。

　　我着重先从与自身年龄段接近的话题写起。比如《私拆孩子信件有说法》，由头是，《深圳经济特区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〉办法》第十条规定：“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和人格尊严，不得隐匿、拆阅或者废弃未成年人的信件，不得擅自查阅未成年人的日记。”我就此谈孩子同样有隐私，如果父母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，不给孩子应有的成长空间，处处监视管制孩子，容易导致孩子性格懦弱，产生交际障碍与心理缺陷；或者令孩子滋生逆反心理，甚至导致家庭裂痕。我觉得，父母应当尊重孩子，以积极的方式与孩子沟通，在教育孩子的同时，也要相信孩子有辨别对错的能力。培养孩子的是非观、构筑家庭的良好沟通氛围应从孩子幼年时做起，不要等到孩子心理与生理发育的敏感期再“补课”。刚从“孩子”阶段过来的我，对此确实有话说。

　　我也从与自身经历相关的话题入手。在《“手术前写索赔遗书”的是非联想》一文中，我写道：“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、扭转以药养医格局、强化医德建设、严打医疗腐败，是重树白衣天使形象与公信力的关键。医院终归是救死扶伤的地方，这一根本宗旨不能跑偏。”

　　有时候，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题目，或者说是我能谈得来的话题，要在网络上看大半天的新闻。为了言之有物，条理清晰，我得进一步搜索和阅读相关资料，去“啃”比较专业的东西。为此，我时常挑灯夜战。时评注重时效性，新闻过时就不好用了，我得抓紧时间，在有限的时间里，既要完成稿件，又要让稿子说得过去。我写完后，会把稿子交给当了大半辈子编辑的父亲，让他帮我把关。在写作的头一两年，每周七天，我天天写，有时候一天还不止写一篇。

　　就是这样，从熟悉的领域，到不熟悉的领域，写网络评论对我可谓是一发而不可收。有不懂的就查资料，网络这个“图书馆”任我随时查阅与学习。父母担心我累着，劝我休息，我执意不从。因为我一度心里仍充满恐慌。我觉得，这难得的机会必须抓住。似乎，只有不断地写，才能让我获得一点安全感，让我刚刚萌发的一点点自我肯定得以加强。

　　最初的两年，高强度的写作确实让我积累了经验，增强了自信。没有学历门槛，无需入职体检，不用跑腿儿去上班，写东西这活儿适合我。五花八门的选题我都尝试写过，即便经历过抓耳挠腮，最终文章都能完成。我逐渐明白，写文章就像做老师出的题一样，只要好好学，用心解，就不会辜负你的付出。尽量把文章写得条理清晰，自圆其说，就有发表的基础。一回生，二回熟，曾经不熟的话题写起来更言之有物，我心里越来越有底。因为涉及题目很“杂”，也为以后的杂文写作打下了基础。我也开始“进军”纸媒体，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中国青年报》《工人日报》《北京日报》《羊城晚报》《今晚报》……这些以前我想都没有想过的媒体上也出现了我的名字。

　　别人可能会纳闷，我整天待在家里，没怎么接触过社会，仅凭上网看新闻，脑子里怎么会冒出各种各样的想法与观点？我要说，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我的经历与感触的“爆发”。在某些事情上，一些比我年长的人也未必有我经历坎坷。这些经历对我的影响潜移默化，对我的思想冲击深远。我曾面对“有钱治病，没钱回家”的无奈，但庆幸的是，我的心理没有变得灰暗。因为，我也看到人世间同样有真爱与真情。父母全力以赴为我治病，母亲单位的许多叔叔阿姨为我捐款，父亲单位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我的事，也到家里来慰问，有两个阿姨还给我买了一件鲜艳的红毛衣。我手术后得到了父亲单位的救助，父亲的一位朋友在我第二次手术时也伸出援手。我家在上海没有亲戚，去上海做手术时，父亲的一位朋友借了间小房子，让父母轮流休息。我与住在旁边病床的一位爷爷成了“忘年交”，爷爷的女儿住在医院附近，她把自家的钥匙交给我们，让母亲去她家熬汤为我补身体。我们非亲非故，我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信任与帮助。在上海住院的半年里，病友们都喊我“小北京”，有的上海阿姨做了好吃的会分给我一些；有位叔叔得知我爱听相声，买来十盒相声磁带送我……真是非同一般的情谊！

　　难忘的经历影响着我，伴随我成长，成为我脑海中难以磨灭的印记，更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。我知道世间有真善美，我也知道社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。但是，我一度不知道那些或令人愤懑且如鲠在喉、或令人感动且深深回味的东西该如何抒发与释放。另一方面，我一直在家自学英语、计算机，喜欢看报纸、读新闻、上网了解外面的世界。也许，在我内心里仍然住着一个叫“希望”的家伙，它就像一个受伤而怯懦的小孩趴在家中的窗户上向外悄悄张望。

　　我的心里确实有很多话想说，我想把存在问题的人与事说出来，我也要对好的、美的、善的人与事大大“点赞”，把“鲜花与掌声”献给那些见义勇为的人、无私奉献的人、勇于挑战不良现象的人。

　　虽然长期从事评论写作，我并没有对或正面或负面的新闻感触“钝化”。看到温暖的故事，我仍禁不住泪流。看到令人不齿的劣行，我会义愤填膺。看到虚伪的假象，我愿意坚决揭露。看到值得歌颂的人与事，我会不吝笔墨喝彩。从别人身上，能看到自己的影子。别人的际遇，会触动我的心弦。我不是天生的“思想者”，不过是在命运的驱使下，在人生的转角处遇上了“评论君”，登上“评论号”大船，随它扬帆起航。

　　有老师感慨于我的人生经历，觉得很励志，建议我写本自传，激励更多年轻人。起初，我不太情愿。在脑海中纠结多时，我还是开始动笔了。我觉得，我没有机会走同龄人上学、高考、就业这样的惯常成长路径，却在无奈与渴望的夹缝中，在机缘巧合与自我突围的契合下，蹚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将这些与他人分享，或许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难。于是，笔尖顺着心路走，感怀、感动、感恩禁不住地流淌出来，最终形成了《生命是劫后重生的奇迹》这部自传，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。我相信，我用真情写下的文字，会引起一些人的共鸣。这本书入选中国作协2018年重点作品扶持名单，或许也是一种印证。

　　以文字为帆，我想我能走得更远。